台静农晚年为人题词，往往写“人生实难，大道多歧”八字，说明了知识分子的两难境地。其实这两句是集句，前句出自《左传·成公二年》：“人生实难，其有不获死乎？”陶渊明《自祭文》亦用之，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可见此言有多么切中人心。而后句“大道多歧”则出自《列子·说符》。

说到“大道多歧”，说到心路，真的是一言难尽，后人各有心态，各呈异彩。

先秦思想家杨朱，在面对歧路时，他的表现是：杨朱见歧路而泣之，谓其可以南，可以北（《淮南子》）。这就是着名的“杨朱泣歧”。见歧路而泣，是因为横亘在面前的每条路都通往不可知的远方，一旦选择错误，则不可逆转，终身为憾。这是人生永难解脱的困境，但反过来说，确也是人之为人的魅力，否则，一片通透无滞，直达彼岸，我们会厌倦的。人从来都是向往幸福，迷恋成功，但若到手太容易了，却又往往因为少了一份“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探索过程，而失去兴趣。大道多磨，这是任谁也绕不过去的命运。

中国历史上的魏晋时期是一个令后人相当艳羡的年代，那时的读书人风流潇洒、不滞于物，多特立独行，又颇喜雅集，即所谓名士风度，“竹林七贤”就是他们的代表。七贤在诗文艺术上造诣极深，在日常生活上不拘礼法，他们为后世文人性格之组成和中华文明多重肌理之构成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魏晋风度。

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名门之后，其父即为“建安七子“中的阮瑀。阮籍没他父亲幸运，没有生于三国纵横四海英雄辈出的年代，而是生于一个后英雄时代。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穷途之哭”。杨朱、阮籍二人之哭充满哲学之思，使得历史人物越发丰富多彩。到了唐朝，文人之行路又有一番天地。

初唐时期，生机勃勃，于是王勃慨然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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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面对歧路又算得了什么？好男儿志在四方，千万不要学小儿女哭哭啼啼的。这是初唐，这是王勃，昂首阔步，大步赶路。

而当天才诗人李白横空出世时，盛唐气象痛快淋漓。他斗酒诗百篇，豪气凌云仰天长啸：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我们向往王勃之英气，更崇拜李白之奔放，但同时也得允许别人在后花园中浅唱低吟，允许别人在诗意山水间徜徉、远眺。这是包容之心态，也是文化之美：多元的、有差异的，才是美之根本。

所以大诗人王维的一首诗才格外动人心旌，别具风味：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好个“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不同于杨朱和阮籍之哭、之退，也不同于王勃和李白之雄心万丈，他不退不进，索性就地而坐，超然物外怡然而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随时转换心情，欣赏沿途风景。

这就是王维的大智慧了，已达圆融无碍之大境界，直溯陶渊明田园山水情结，难怪后人尊其为“诗佛”。后世中国文人受陶、王二人影响巨深，从此即使生存环境再逼仄，心灵也有了回旋的空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从此漂泊的心灵有了寄托，永不流放。

这几位都是才华不世出的一时英杰，谁高谁下难以定夺，或许他们走在路上的姿态并无高下之分。但后来者深知一点，他们的吟唱绝对构成了中华文明心灵史的一部分，是深度理解中华文明的密码之一。（徐树建）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